云帆直挂 矢志不渝
——记离休干部、旭川中学高九班学子蓝其邦先生
曾 新
做人的基本原则是做人的事，做人民的事，不做损人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做正直的人，不做贻害人的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品德，不能做虚假的人
——蓝其邦
有道是，人生的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只要你正直，只要你执着，只要你矢志不渝，你生命的航船就能云帆直挂，直达自己理想的彼岸。即便，有时会在风起云涌时墙倾楫摧，有时会在激流险滩中触礁搁浅；但是，那都是暂时的。
本文将要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位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云帆直挂参加革命，矢志不渝追求真理，即便一度时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和人民的人，一位“我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罢休”的人，一位给自己的人生画了一条即便艰难曲折但又厚重光辉轨迹的人。他就是四川自贡旭川中学高九班的优秀学子——蓝其邦。
年少革命 传播星火
1930年，蓝其邦出生在荣县程家场（现成佳镇）一个革命家庭。他的母亲吴慧修唯一一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敢公开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的女儿，她的父亲蓝述康在吴玉章的引导下加入了共产党，但在蓝其邦才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蓝其邦十一、二岁时，本来要跟随哥哥姐姐一道去延安参加革命的；但因年龄太小，只好跟随他母亲去了重庆红岩村，也就是当时的18集团军驻重庆的办事处所在地。
在重庆安顿下来之后，年幼的蓝其邦认为自己不能白吃饭不干活，于是当了《新华日报》的卖报童。一个少年，就这样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不懈地为抗日和民族的解放斗争呼喊着，奔忙着。
他回忆说：“当时，和我一起当报童的还有很多都是中央首长的孩子。”他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起床，去重庆18集团军办事处（现渝州宾馆）领取报纸，然后背着沉重的报纸，或沿街叫卖，或逐一地送到订户的家里。每天要走三四个小时的路。偶尔还会遇到特务来抢报纸、打他们。好在《新华日报》很受大家欢迎，公共汽车司机只要看到他们这些卖《新华日报》的小孩，就会让他们免费上车。后来，四川省电视台成立之初拍的第一部电影《报童》的原型就是蓝其邦。蓝其邦回忆道：“剧本创作的时候，还专门来采访了我。当时，中共驻渝办事处的领导就是周恩来，因此，电影中有关于报童和周恩来的故事”，就是蓝其邦他们这群小娃娃的故事。
后来，蓝其邦在重庆读了一段时间的初中。
1946年国共谈判时，蓝其邦初中没有毕业，家人想把他送到延安接受教育。因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只提供了两架谈判代表回延安的飞机。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无法把蓝其邦带到延安。只得回到荣县在荣东中学继续上初中。1947年初中毕业。
此间，中共川南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钱寿昌为了做好地下革命工作，以蓝家为掩护，吃住都在蓝家，蓝其邦的母亲提供了许多活动经费。其间，蓝其邦受到了表姐赵文锦和表姐夫钱昌寿的革命思想熏陶，初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地下党组织看到他思想已逐渐成熟，就安排他从事学生运动。
1948年，在地下党的授意下，蓝其邦考上旭川中学就读高中第九班。第一学期，他在读书的同时，广泛接触学生，了解学生们的思想状态。第二学期，蓝其邦想方设法从学生中发现积极份子，与进步学生卢顺清（赖民）、万国良、胡昭曦等同学结为至交。并在自贡旭川中学建立了地下交通站，蓝任站长，除负责旭川中学的学生运动会外，还指导蜀光中学的学生运动。同年，蓝其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建国后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任组织部长钱昌寿。
旭川中学是蓝其邦从事学生运动的主要阵地。组织同学们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运动中，组织大家办壁报、演话剧、集会、罢课，喊出：“要活命，要和平，要自由，求解放”等口号。
蓝其邦回忆道，做地下工作，跟电影里拍的差不多。组织内部单线联系，以各种形式传递情报。每天思想都高度紧张。如果哪天周围有一个人一下子不见了，那么一定好似被逮走或暗杀了。其实，那些暗语的意思他都是不知道的，比如“点张三娘的水”之类的暗语是和表面语言完全不相干的。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回忆说：“在旭川中学上高中时，我们参加地下革命活动，我上面的联系人是万国良。后来才知道万国良上面的联系人就是蓝其邦。”
1948年下半年，蓝其邦离开旭川中学，专门负责荣县、贡井一带的联络工作。地下党人肖菊人老师离开旭川中学后，蓝其邦按组织的安排，带领旭川中学的同学们成立了“马列同盟会”，并以此为核心，先后成立了一些进步社团，组织同学们秘密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进步书刊，如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式与任务》、《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鲁迅的《彷徨》、《呐喊》和《新华日报》等。他在旭川中学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组织，简称“民青”，即地下团，解放后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物价飞涨，教师因拿不到工资而罢教。蓝其邦立即串联组织学生建立了声援老师罢教的临时组织，多方了解和支持老师的罢教活动。他以同学会的名义，开展了历时半个月的罢课活动，有力地支持了老师们的罢教活动。
1949年初，进步学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几名学生已经暴露。蓝其邦马上把这几名同学送到荣县地下党秘密基地保护起来。
蓝其邦在旭川中学通过进步同学组织一个社团——鸿鹄社。借为同学谋福利的名义，联络进步同学，把积极份子聚集在一起，开展了以护校为主的学生运动。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有时，他还步行100多里，到富顺县、荣县、乐山搞社会调查，为迎接自贡解放做准备。
那时，党的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中共成都市委胡书记是蓝其邦的接头人。两年以后，蓝其邦将支部工作交给了胡，蓝则被任为中共川南地下党荣县程家场交通站负责人，负责联络、接头、帮忙传话等情报工作。
就这样，蓝其邦的地下工作一直持续到1949年2月5日自贡解放。
蓝其邦在其革命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参加革命工作，直至青年时代。其中，无论对他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还是对他赤胆忠心、坚忍不拔人格的塑造，都起到了奠基石般的重要作用，致使他能在人生道路上云帆直挂，矢志不渝。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坦然以对。
蓝其邦在旭川中学撒播革命火种，影响和培养了一批忠于革命，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建设祖国的优秀人才。比如，旭川中学高6班毕业、“民青”成员，曾任自贡市大安区副区长、自贡市教育局副局长的张德芝女士；旭川中学高7班毕业、“民青”成员、曾任自贡市川剧团、自贡市杂技团、自贡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的詹瑞林女士：旭川中学高7班毕业、“民青”成员、曾任中共宜宾地委组织部长的刘玉容女士；旭川中学高8班毕业、“民青”成员、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胡昭曦先生；旭川中学高8班毕业、“民青”成员、曾任自贡市第一第四人民医院牙科主任医师、自贡市人民代表的代暾谷先生；以及解放后在旭川中学第一批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李心灿、雷闻宇、刘仲萱等优秀人才都受过蓝其邦的影响和培养；甚至包括对旭川中学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后来的自贡市副市长刘极常的深刻影响。
工商任职 人大深造
解放后，二十挂零的蓝其邦组织安排到荣县政府工商科担任科长职务。蓝回忆道：“这是组织的安排，当不来也只能硬着头皮当，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共产党员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
当时，工商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当地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蓝在荣县工商科一干就是四五年，他慢慢感觉到自己知识缺乏，工作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很想读书学习。适逢刘少奇提出要“培养自己的红色专家”，蓝其邦决定去北京求学。
1954年，通过保送，二十四岁的蓝其邦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带薪学习工业经济专业。蓝到人大报道，选择报考什么专业的时候，时任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告诉他说：“你经过几年工作，为人直爽是对的，但从政不应该缺一个‘忍’字，提意见要注意方式，分清时间、地点和条件。如果不分时势地提意见、帮助得不对，就变成了坏事。你读大学的目的是希望为人民多做点事。因此建议你不从政，该学机械技术专业。”一开始，蓝接受不了自己的外公语重心长的忠告，后来想通了，认识到学技术专业当“红色专家”才是自己的终生追求。
做地下工作，蓝其邦是一个忠于革命、立场坚定的人；在人民大学读书，蓝其邦是一个成绩优秀、肯学求真的人。他在学生委员会里管学术工作，并担任课代表。蓝回忆说：“那时，老师如果讲课讲得不好，课代表可以反映情况。有一次，一个老师在黑板上写错了公式，我直接上讲台改了公式。现在想来，那时到底是年轻气盛啊！”
飞来横祸 越挫越强
如果说，蓝其邦少年参加革命为自己的信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四年的大学学习经历，则给蓝其邦日后在汽车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就在蓝其邦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却飞来一场横祸，遭遇到了他人生中“最惨痛的一次经历”——因为牵涉到一场莫须有的“政治事件”，蓝被打成“右派”份子，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为了突现本文主人公的人格魅力，这里有必要简单说说其被打成“右派”份子的过程。
1955年，人大法律系有个女生叫林希翎的因与《中国青年报》的争端而出名。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林希翎从胡耀邦秘书那里见到了一份赫鲁晓夫评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在大学里到处张贴，公诸于众。这份报告把斯大林神一般的形象打的粉碎。林在人大、北大的演讲更是惊世害俗。因此在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林遭到全面批判，成为“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被称作“带着天使面具的魔鬼”，多年后仍未平反，后来林希翎移居法国。这是后话。
本来这一切与蓝其邦无关，但有一件小事被“左派”抓住了“把柄”。那就是，当时人大校长吴玉章生病卧床，派蓝其邦去看看林希翎。林不在，蓝给留了一张写有“吴老派我来看你”之类的字条。当林打成“右派”后抄家，发现了这张字条，大右派林希翎的事也就株连到蓝其邦。蓝其邦回忆说：“其实，那时什么叫右派都不懂……一天有人通知我说系主任找你，我去了，系主任给了我十六个字：开除公职，开除党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对此，时任人大校长的吴玉章也无能为力。而且，今天想来，也是由于吴玉章比较看重林希翎的原因。
系主任的十六个字，对出生革命家庭、从小参加革命的蓝其邦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这一晴天霹雳也确确实实使蓝其邦人生的航程遭到了一次几乎是樯倾楫摧的冲击。即使不是灭顶之灾。当然，这也是对蓝其邦革命意志和人生观念的一次重大考验。
蓝其邦回忆道：“当时外公虽然是校长，但我不好找他，……后来外公写信给我，问我想得通不，让我要正当去理解。”他的姐姐写信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就经得起考验。如果是假共产党员，你就经不起，一分钟解决。”想必蓝其邦一定懂得、本文的读者也会懂得这个“一分钟”解决的意思。为了本文纯粹性，这里笔者就不把他挑明而和大家一起分享心照不宣的本底意义罢。
尔后，蓝其邦坦然地回忆说：“后来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认识自己品德的过程。”
蓝其邦被打成“右派”后，没有立马离开北京，还在北京呆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他背着“右派”的黑锅，也不忘圆刘少奇提出的那个“红色专家”梦。于是，去清华大学当旁听生，学习机械设计与制造。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完成了学业，掌握了较丰富的机械设计与制造的理论知识。这给他后来在我国汽车行业的突出作为奠定扎实的基础。
蓝其邦说：“一个人的知识不能单一，必须是多面手。也不要把倒霉看得那么恼火，倒霉了也要奋斗，也要不忘学习，机遇来了，就能够用上。不要等到机遇来了才去学，人要越挫越勇。”这一段看似平淡的语言，却也体现了蓝其邦的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做人、做事的优秀品质。
蓝其邦被打成“右派”在北京学习了两年之后回到了荣县。他怕连累老母亲而没有回老家程家场，而是去了荣县城里，当然原单位（工商科）是没有接纳他，也不敢接纳他。还好，虽然没有工作，县里还是发了生活费，安排他住在招待所里。一个闲不住的人，一下子没事做了，只好看看书、喝喝茶。有时去帮别人修抽水机、打米机、拖拉机、汽车从中学到了不少的修理知识。
有一次，蓝其邦在茶馆里喝茶、摆龙门阵，听一个驾驶员说车子不省油，害得他扣奖金。蓝其邦就主动地对那个驾驶员说：“我会修。”于是，蓝将那个驾驶员开的汽车耗油量大的问题给解决了。之后，一个传一个，许多驾驶员都来找他修。对此，蓝其邦没有固定的收费，司机们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就这样干了两三年，算是有点事儿干了。细心的读者从前文中一定看出来了，蓝其邦从小就有“不能白吃饭不干活”的意识。解决汽车耗油问题的事情，也算是一个佐证吧。
一天，县里的测量队在蓝其邦住的招待所里办培训班。蓝看到他们大都不懂测量知识，即便是教员，就在一旁笑。后来，测量队跟县委书记说他们教学有问题，需要请一个具有这方面知识的大学生来上课。当时，县里缺大学生，于是决定“废物利用”（蓝自嘲语），蓝其邦也就顺理成章地进了测量队工作。在测量队期间，蓝其邦参与设计了一座水库，就是现在的双溪水库。在当时，修建这座水库的初衷不是用来供给城市居民生活或工业用水的，而是用于农业生产灌溉。蓝其邦说：“没想到，这座水库后来解决了自贡城区几十万人的吃水问题。”
其实，蓝其邦上大学时，并没用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而是在荣县无所事事之时，在茶馆里看书学习获得的。
1960年，蓝其邦当了荣县机械厂厂长，之后调到内江汽车修配厂任发动机车间支部书记。很有趣的是，在内江汽车修配厂期间，他这个学机械专业的竟然自主设计了一座楼房，获得大家的称赞。
1962年进行甄别后，蓝其邦被正式平反，摘掉了他“右派”份子的帽子，恢复了蓝其邦的清白，恢复了党籍和公职。他虽然饱受冤屈，但他对党的忠诚没用改变，他将补发给自己的几万元工资——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一分钱都没留下，全部交给了党费。他说：“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钱却可以再找。”
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命。组织上安排他到沱江动力厂当厂长，他婉言谢绝，主动申请当内江汽车修配厂搞与所学专业相关的“老本行”。先后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代厂长。1964年，他被调到省交通厅当办事员，负责管理全省的汽车零件制造。随后又被调任省汽车修理总厂担任生产技术处处长、省汽车运输公司机务科长从事技术研发与管理工作。
攻坚克难 中国首创
1966年“文革”开始后，蓝其邦又受到冲击，不仅已经甄别取消了的“右派”帽子不知不觉中又戴上“走资派”、“当权派”帽子，而且在他头上还增加了一个有趣的称谓——“臭老九”。因此，他似乎是理所当然地进了“五七干校”。时届30多岁的他，早已将这些褒贬荣辱之事置之度外了，而是潜心于自己的工作学习和发明创造。由于他的追求、坚毅和钻劲儿，从他手上出来的“作品”也的确不少，不仅不少，还有点惊世骇俗。比如，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他主研并制造的“大型平板拖车”——
上世纪60年代，四川还是一个农业大省，耕地面积广袤，有机肥料已经满足不了需要，时值国务院十分重视化学肥料的生产；因此，四川化工厂从日本进口了一台用于生产硫酸铵的设备。此设备净重450吨，又不可拆卸。设备海运至上海，然后经长江航运到乐山“起坎”后，要运到成都青白江就只能用汽车了。可是，当时全国大型汽车中，载重量最大的也不过二三十吨；于是，设计制造特大型汽车的工作即提到省委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即，省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并把设计制造特大型汽车的任务交给了省交通厅。交通厅长向省委夸下海口，说：“我开牛斗车都要把设备弄回来！”后来才发现，运输这台设备的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而是一块硬骨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交通厅想到了蓝其邦。
于是，蓝其邦离开了“五七干校”。
接下来的故事是——
蓝其邦回忆道：当时的省计委主任问我：“要啥，你说！”我说：“要人权！要生活权！一是不再参加批林批孔大会，二是粮食要给我增加半斤、油也要增加，三是成立一个专家组，成员由我来定……”。经委主任一一答应了蓝其邦的要求。于是蓝其邦领导的专家组很快组成了。今天看起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谭味道的是，由几十人组成的专家组成员，好多都是蓝从“牛棚”里选出来的所谓“臭老九”抑或“反革命”。
蓝其邦领导的专家组成立后，对采用什么运输设备拉450吨的庞然大物进行了考察分析，从水路、铁路、航运和公路中选择了公路。于是，决定研制大型平板拖车。
要设计制造大型汽车，在当时国内数据库里，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唯一能参考的就只有来自法国尼古拉斯重型汽车厂的一张照片。但是，照片拍摄的角度我们都不能确定，不能了解汽车的全貌，更不能了解汽车的结构，只能按照汽车旁边的景物来推算它的大小。尽管如此，专家组的同志们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每天加班加点地工作，不分昼夜地工作，废寝忘食地工作。因为涉及大量的数据，蓝其邦很多时候都必须在组里守着数据出来，直至更阑漏尽。
这项研制工作进行了两年的时间，其中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好在当时有个柴油机厂配合。该厂负责发动机部分配套，发动机是德国制造的，专家组负责汽车底盘和车身的设计。
在物质上艰难、精神上也不够踏实的情况下，蓝其邦领导的专家组经过两年时间的艰苦工作，顽强攻关，终于完成了当时中国首台大型汽车的研制工作。1974年最终出炉的这一辆大型汽车全长22米、宽6米，停在公路上几乎把路面全占了，创造了全国第一。蓝其邦很专业地说：为了解决转弯问题，我们把汽车设计成转弯时所有轮胎一起转动的方式。为此，乐山到青白江四川化工厂之间专门修建了一条宽敞的公路叫“大件路”。
这辆大型汽车的试车是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举行的。当时，有成千上万的市民聚集在那里观看这个“大家伙”的风采，无不啧啧赞叹。
中国第一辆大型拖车完成运送日本进口设备的运输任务后，蓝其邦感到很欣慰——自己的专长终于学有所用，为国家效力了！即便，由于他的身份，自己仅仅得到重奖3万元中的15万元奖金和一张奖状。
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蓝其邦被落实政策，再一次平反了。1978年，蓝其邦负责研制的中国首台载重450吨大件汽车参加了全国首届科技大会，他被评为四川省劳动模范。适逢“知识分子充实领导班子”之东风，组织上调他到四川省汽车运输公司机务科任科长。负责全省23个运输分公司和10汽车大修厂的机务工作。80年机务和科技分开管理，蓝其邦任科技科长。第一项任务是，在汽油机上使用增压器，这是汽车改造的新课题，在汽油机上装上增压器后，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温度高，接着就是安装双水箱，解决降温，结果降温效果不理想，而且汽车上的装配位置也很困难。有一次到高原试车时，到了甘孜，他本人产生高山反应，险些丢命。最后此项目失败，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反正蓝其邦一心要提高解放牌汽车发动机的马力是下了决心的，不到黄河心不干。于是就对发动机进行改造，怎样改造法？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1981年，为使汽车多装、快跑、省油，他将解放牌CA-10B汽车95匹马力发动机改造成107匹马力。蓝其邦的学生今已年逾古稀的青成宜先生说，这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科研课题，发动机马力要提高半匹都是相当困难的。老师提出要提高12匹马力，实属难上加难。在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项目不会成功。但是，敢为人先、敢啃硬骨头、钻劲十足的蓝其邦凭借清华大学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多年给汽车打交道的实践经验，就能在荆棘丛生地地方找到一条路来。他经过各种分析、研究、测算后，决定在发动机曲轴与缸体之间的间隙中要马力（将曲拐与缸体之间的间隙降到最小值），也就是采取提高冲气量的办法提高发动机的马力。就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攻关、试验，蓝其邦和他的助手们终于完成了对解放牌CA-10B汽车发动机的改造，硬是提高了12匹马力。这是蓝其邦继450吨大型汽车之后的又一件全国首创之“作品”。
蓝其邦凭借450吨大型汽车、解放牌CA-10B汽车发动机改造和在内江搞的钒钛磞气缸套的设计等三大都堪称中国首创的科技成果，先后获得1978年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交通部大型汽车三等奖和“四川省科技大会表彰的科技技术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83年获交通部科技情报三等奖。其中，解放牌CA-10B汽车发动机改造成果获得国家科委的认定，最后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发明奖。
奉献余热 情意悠悠
1993年，蓝其邦离休后也没有真正闲下来，而是担任了四川大学和电子科大的客座教授，讲授汽车电脑控制知识。
蓝其邦在大学时期，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关于汽车电脑的东西。他经常去国家图书管借资料来学习电脑知识。那时国内还没有开展对汽车电脑方面的研究，只好学习国威的知识。
蓝其邦离休后，适逢电子科大学扩大业务，有关人员在汽车电脑上又大都是外行，蓝其邦的一个老朋友给电子科大推荐蓝去做客座教授，主要讲授汽车电脑控制知识。蓝回忆说：“那天，我走进讲堂，才发现坐在下面的全是老师。原来要教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他还常常义务地为汽车工程学会做一些技术鉴定和讲课等方面的事情。只要有人去请他讲课，他从不推辞。因为，他奉行一个理念：知识要传承，要发展，不能据为私有。
离休后的蓝其邦还热心于校友会的活动，他和几位校友发起组织了一次成都地区旭川校友会，一下子来了七八十人，老同学见面叙旧聊今，分外激动。后来，旭川中学成都地区校友会的活动也就频繁起来，对蓝的母校旭川中学也多有回报。
2008年2月6日（阴历大年初二），蓝其邦突然觉得很不舒服，头有点晕。他爱人刘素珍陪他去就近的二医院。一检查，血糖、血压都很高。之后立即转华西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一周后结果出来是肺癌。家人、亲友和同事都为他担忧。蓝其邦说：“素珍本来不给我看检查结果的，但我执意要看。我还是挺看得开、挺无所谓的。这些年来，不管是年轻时从事地下工作，还是后来被打成右派，如果挺不住的话，我早可能死了好多次了，都没有死成，现在还不都检着条命活着的，多过一天是一天。”他没有被病魔吓倒，而是一直坚持吃药，坚持治疗，始终以笑对人生的态度与病魔做斗争，一自己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他身边的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不忘我国的汽车事业，每当老同事去探望他的时候，聊得最多的还是关于我国汽车行业的话题。
蓝其邦时时刻刻不忘家乡母校对他的培养。2009年，病魔缠身的蓝其邦偕同其姐吴小兰、夫人刘素珍回到荣县和母校旭川中学访问，受到相关领导和老师们的热烈欢迎。
2011年1月13日，蓝其邦先生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享年80岁。从生病到去世，蓝其邦与病魔抗争了整整三年。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在病床上，蓝眷恋悠悠，情深意浓……
追忆不尽 口碑鉴人
笔者在这一节专门引述蓝其邦的亲友、同学和同事关于蓝其邦的一些谈话或文字，以展现其高风亮节——
蓝其邦高中的同窗、解放后bet365电脑网站第一任团支部书记、离休老干部、年过八旬的万国良先生说：蓝其邦同志理想、信仰坚定，多次身处逆境受到不公正待遇，任赤胆忠心，毫不动摇，潜心钻研科学技术，创新管理，为祖国的交通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关心同志，廉洁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讲真话、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向官僚腐败和一切不良倾向做不懈的斗争。
蓝其邦高中的同窗、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年过古稀的胡昭曦先生说：蓝其邦是旭川中学学生中红色种子的播种人，他带动了一大批革命青年投身党的革命事业，我也是其中之一。蓝其邦解放前所受到的教育、革命活动，给他后来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认认真真做事，正正派派做人，刚正不阿，襟怀坦荡。即便他曾受到不公正待遇，也毫不怨天尤人，而是无怨无悔地工作。无论是研制大型汽车、设计钒钛硼气缸套和解放牌汽车发动机改造，都具有时代的先进性。我们可以这么说，蓝其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他对病魔的态度上，也体现出他的刚毅与坦然。说实话，能与肺癌抗争整整三年，非常了不得。
蓝其邦的学生、同事、年逾古稀的青成宜先生说：蓝其邦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领导，也是我“不似兄弟，胜似兄弟”的兄长。
蓝其邦的夫人刘素珍女士，在蓝其邦死逝世后写了一篇追忆性的文章《我眼中的蓝其邦》，现节录于此，以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蓝其邦更加丰满的形象来：
在我眼中，蓝其邦一直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工作积极，吃得苦，肯学习，做起事来一丝不苟。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更纯洁些，他一心想着建设国家，只出力不图钱。
他对周围的人，对家人都有一种爱，总是多为别人着想。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被打得遍体鳞伤时，也只是自己叹气，自己流泪。他在外挨斗，回家还是有说有笑的。有时候在外饿了一两天，回家后直喊饿，我只好下碗面给他，或者买点馒头给他吃。他有时问我：为什么这场革命要伤及这么多人？
平常，他总是爱给我讲道理。他说，一个人要做一个正直的好人不容易，不要只想着自己。文革过后，对那些以前打过他的人也不记仇。他说，那时大家都没有办法，谁都有自己的苦衷。
他经常说，办不到的事求我也办不到，办得到的事我肯定尽力，不用求也会办，不能因此把良心亏了，把品德葬送了。
记得，当时分房，我本来想分二楼，位置方便。但他坚持把二楼的房子让给身体不好的同事，我们只好住在五楼。之后，第二次分房的时候，本来按条件我们还可以再分一套房子，他却说我们已经分过了，不能再要。那时，我还是有些怨他，那毕竟是一套房子啊！后来我也觉得，可能这就是他一生都敢直言的原因吧！因为无私才能无畏啊！
自从他生病后，我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他也表现得特别坚强。我想，哪怕让我放弃一切，我都想让他多活久点、快乐点。但是……
这里，笔者将摘录蓝其邦关于亲友的一些言文，以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他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
蓝其邦说：我的外公吴玉章先生忠厚虔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称。外公是我最崇拜的人。我父亲牺牲后，我们一家人主要靠家产和出租土地生活，此外就是靠外公资助。外公认为，是他让他的女婿——我父亲参加共产党后牺牲的，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抚养和教育我们。外公从不纵容我们，犯了错误外公和母亲都会通过教育让你知错。
蓝其邦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在我眼中，她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母亲长得很高大，样子跟外公很像。母亲一生什么都学，什么都做，不是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姐。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怎样做人，十分注重培养我们的品德。
蓝其邦说：1965年底，我和爱人刘素珍在组织的介绍下认识了。可以说，我是在最倒霉的时候认识她的，但她并没有嫌弃我当时的身份。我以前忙工作忽略了她身上的很多美德。生病后，我开始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家里。我又从新认识了她。她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同时又十分的勇敢、坚强，她那种为他人牺牲的精神实在不简单。婚姻、爱情需要灌溉，养护一段感情，不但是义务，也是责任。她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女性。
蓝其邦说：我一共有4个子女。别人说，一生儿女债。我不那么认为。我们的这几个子女，为我们这个家庭增添了很多快乐的回忆。而今，他们都已长大成人，有了各自的事业。这也是让我感到很欣慰的。
蓝其邦说：贺致君是我上高中时最好的同学之一。他喜欢写作，后来成了自贡报的主编。那时候，他知道我参加了地下活动，但他没有参加，我也没有勉强他。我们都尊重彼此的决定。
蓝其邦说：我还有一个好友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胡昭曦。我们是高中同学，一起参加了很多活动。
蓝其邦认为：“做人是很难的，特别是做好人，但并不是不能。我做人的基本原则是做人的事，做人民的事，不做损人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做正直的人，不做贻害的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品德，不能做虚假的人。”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做人的理念。
蓝其邦青少年时代参加革命，播种火星；他后来几十年的人生道路虽然坎坎坷坷，但他总是云帆直挂、矢志不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于职守，不断地攻坚克难，攻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国家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信仰坚贞，淡泊名利，光明磊落，坚持原则，无私奉献，尽力提携后辈……这一切的一切都体现了蓝其邦高洁的思想品德和高尚的人格魅力！
蓝其邦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远去了。今天，当我们索检他的人生历程的时候，令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蓝其邦先生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他的一生是一个革命的一生，顽强的一生，求索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2011.06.25—09.28识于盐都天池山麓净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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