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咒语，可以使一个紧闭的富有世界向我们洞开。
芝麻，开门——
这是阿拉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传说。一座巨大的宝库，便隐藏在这个悠远的传说里。
一九八三年七月。
广西。南宁。
日本学者村上幸雄拈起一枚曲别针问参加创造学讨论会的中方人员：曲别针有多少中用途？
人们沉吟片刻，然后杂然相答，说出二十多种用途。村上微微一笑，说：可以有三百种。并随即打开幻灯机展示出曲别针的三百种用途。
举座皆惊。
全场哗然。
一枚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曲别针，居然能有三百种用途！
村上幸熊一声“芝麻，开门！”让一个毫不起眼的事物敞开了一条引人入胜的神奇通道，将人们带进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神秘世界。
全场很快陷入一片沉寂，沉寂中，只有村上幸熊关于创造性思维的演讲滔滔不绝地泻下讲台。但村上先生没有料到，一个年轻人居然会迎着自己飞扬的目光不是时候地站了起来——
村上先生，我能说出曲别针三千种，三万种用途！
村上先生立刻一脸惊愕。
就在 这位日本学者的惊愕中，那位血气方刚而又聪明睿智的年轻人推出了他尔后名震一时的“魔球理论”——信息交合论。
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许国泰。
许国泰的信息交合论犹如神秘的咒语，启开了一道又一道神话般的奥秘之门。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当时的教育界没有敏锐地注意到一九八三年七月在广西南宁的创造学讨论会所确定的论题意义。
虽然，随后不久上海文化出版社又推出了饶明华先生一本很有价值的册子——《自我突破思考法》。
虽然，作者在这本册子中引用了我国著名的人民教育家、中国创造教育的开拓者陶行知先生的名言——
“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鲁迅先生曾经对中国的教育做过一次彻底的反思与批判。虽然大多读者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这种反思与批判的，其实，鲁迅给我们的启示绝对不止于这样一个角度这样一种层面。中国古代的教育曾经有过永远令人敬仰的辉煌。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面弗达。”
——当我们回望历史，先贤大师们这些至理名言依然熠熠照人闪射着古代教育思想的光芒，它们依然如古朴清幽的叩击给我们以经典的启迪。使中国古代教育走入死胡同的因素很多，但罪魁当推科举，科举并非一无是处，但它确立之日起，便不可避免地专横地表现出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误导与扭曲，封建帝王确立科举选拔官吏，但教育的价值便不可逆转地被挟进了一条狭隘的通道，从而逐渐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蓬勃生气。“孔乙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最后一枚苦果。鲁迅锋锐的利刃剖开它时，世人看到的是一团腐朽霉臭的败絮。“他”曾经是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如果有阳光照耀有雨水滋润有沃土哺育，谁能否定“他”就是一颗大树或者就是一片芳草呢？然而科举扭曲的教育吞噬了“他”活的生命，将“他” 沤成了腐朽的废物。批判为科举服务的封建教育，批判封建教育对人的毒害与扭曲，不能不说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古代教育反思的一个方面。
关于教育的反思与批判，其实不止于鲁迅。
建国后的几次政治运动，都曾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教育。批判者的偏激或无知当然特别是别有用心将中国的教育折腾的遍体鳞伤。因为那种批判不是出自理性的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更不是出自着眼于教育本质性的价值追求和建设。客观地反思这种批判，严格地讲它是一种误导和破坏，很多很多年以后流传的这个笑话，应该说是对这个批判非常准确也非常生动和深刻的批判——
一个老师讲解毛主席的《送瘟神》。有很多老师也有领导听课。
这是一节研究性的示范课。
讲课的老师曾经经过认真的构思，他准备用启发式的方法来上这节课。
上课了，老师问：
同学们上节课我们学了毛主席的《送瘟神》，大家还记不记得呀？
记——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我问问大家：
“春风杨柳”好多条？
学生答：——千——万——条
老师窃喜，心想这启发式真好，又问：
“六亿神州”咋个摇？
“顺起摇——”
天真无邪的学生们琅琅齐答，引起听课者一片掌声。
这，当然或者说绝对是一个笑话。但笑过之后，每一位有责任心的教育工作者心里边都难免会陡地涌起一层层苦涩。
如果说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次拨乱反正的话，那么，邓小平同志八十年代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则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战略规划。这个规划辞简意丰,语近义远。蕴含着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洞幽烛微高瞻远瞩的深思熟虑。
这，是一个事关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规划。
这，是一个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教育必然选择的抉策。
历史会证明，是它使中国现代化教育真正找到了自己改革、发展\再创辉煌的理想之路。
我们可以坚信，当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那一天，欣喜的人们会在一轮光芒万丈的太阳中感受到源自今天中国教育遵循“三个面向”改革、发展的力量。
研究性学习，是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发展计划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教育真正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一个令人振奋的行动，同时，它也是对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个理性的建设性的反思与批判。
从整体上看，中国现代教育依然秉承着中国古代经典教育的传统。虽然古代经典教育的精神依然经久不息地搏动着巨大的力量，但是，承传这种力量的古典形式与规则却如坚固的河床束缚着它的发展。“师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韩愈对教师职责与地位的高度概括不仅为古代教育给了一个质的规定，而且为教育基本上便沿着这个规定依照这个规则向前发展。哪怕是今天，我们也难以脱离这条河床。因为，韩愈的概括确实是教育或者说是中国教育规律的揭示。规律是不能随意违背的。违背了规律就是违背了真理，违背了教育的真理还有什么资格和条件来奢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呢？
泱泱五千年的文化积累，仿佛使我们的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传统教育培养了一批举世闻名风流一世的国学大师和数以千计的饱学之士，中国当代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绝大多数也都经过中国传统教育的启蒙和濡养。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神，是经过中国传统的教育来传承的，甚至辛亥革命以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上的传播，也是经过中国化的传统教育来实现的。教育的内容在不断地变化更新，但是，教育的先辈大师们所建立的一套完整系统的原则却依然岿然不动。“师道尊严”高高在上，教师才是中心，学生来到学校，坐进教室，主要的任务便是听老师讲授，然后便是根据教师传授的知识和方法进行练习，参加考试。这一切仿佛天经地义，不可变改。因为，它千百年的历程所积累的成就，确实让人仰止。
但是，当改革开放的国门一开，中国的教育便有了一种八面来风的形式。中日少年学生内蒙古夏令营较量的争论，首开其端，随之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教育自觉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与批判在中外教育的比较中不断深入和升华，最终孕育了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现代的教育应当走素质教育之路。而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改革现行高考制度，必须要改革现行的教学方式，必须要改革现行的课题设置，等等。
因为，历史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将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滩头——
近一百年来，人类的知识总量急剧增长，已占有史以来全部知识积累的90%。
在十九世纪，人类知识每50年增长一倍。
近十年，则是每三年增长一倍。
信息技术的出现，网络的铺开，给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给求学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学生开辟了一条与大千世界直接通话的渠道。各种信息如启闸的激流滚滚而来。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有大量新的消息传遍网络的每一根末梢。
传统的课堂已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主要渠道。
传统上的教学方式也难再负载学生与社会太多太重的期望。在现代文明浪潮的冲击下，曾经以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受到了一种强力的摇撼。
美国思科集团总裁约翰·钱伯斯宣称：
作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核心动力，互联网和教育将深深地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和命运，改变一个国家、企业、个人在未来的时代的竞争力。在方兴未艾的大潮中，谁把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了未来；谁开创了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谁将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
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具有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创建一个培养学生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课程体系，已经成为构建一个适应现代社会挑战并面向未来上的教育体系刻不容缓的任务。
“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名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名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如是说。
“教育和科技事业要走改革创新之路，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创新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如是说。
如果说孔子讲学，兴办新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人民的教育制度和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是中国的教育经历的几次转折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地说，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将是中国教育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
因为，它将改变学生单纯地接受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学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的机会，促进他们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策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在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教师不再是居高临下的“传道受业解惑者”，而是学生的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发现问题的启发人，解决问题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共同探索新知，相互合作交流，呈现一种与传统教育大相径庭的新型的师生关系。
早在二十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学生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就指出：现在的教师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少地专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教师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了解、影响、激励、鼓舞。
在二000年十月北大附中“21世纪中学教育论坛”上。英国伦敦美洲学校校长查理斯·艾伯伦格强调：20世纪社会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特征，对教育提出了强烈的变革要求，传统的维持性学习方式正在向创新性学习转变，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从传统的局限于课堂45分钟传授知识的角色向教育过程的指导者、组织者、参与者的角色的转变。
不仅仅是教师角色的转变。
研究性学习发展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神奇诱人、令人精神振奋的广阔前景。
让我们回到我们许多人都曾读过的这样一篇短文——
几个小朋友在院坝里踢皮球。突然，皮球滚到了一个坑洞里。坑洞很深，小朋友够不着。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从坑洞里捡出皮球呢？
这是文革前小学语文课本上的一篇课文。
这是一篇让人过目不忘的课文。
这篇课文选编者的良苦用心与现在俄罗斯、美国、保加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开设的意在学生创造力的“思维课”、“思维技巧课”、“思考课”、“激发好奇心课”的目标遥相辉映，不谋而合；与今天实施研究性学习的宗旨一脉相承前呼后应。
只是，我们的学生面临的不再只是一只小小的皮球。
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很多。
需要他们思考的问题，很多。
等待他们解决的问题，很多。
我们绝对没有能力也绝对没有可能去代替他们思考和解决现在的一切和未来的一切。
我们只能为孩子们努力做好一种准备。
这就是，他们未来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一种理想，一种态度、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品质和能力。
让沉睡的，被我们唤醒。
让微不足道的弥足珍贵、平淡无奇的绚烂多彩、柔弱无助的刚强有力、山重水复的柳暗花明。
一句话，交给我们的孩子们一把钥匙。
让那个古老而神奇的传说在我们和他们的手中实现。